有些事情，还真不是小老百姓能想得通的事情。我都有点不明白，这三监国君[1]，在周的那个时代，其实都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的那个级别。按今天的说法，都是国级副国级领导，通通都早己经位高权重。
何苦要为了心中那一滴滴儿的心里不平衡，就要干他娘滴——叛乱泄愤？
吃香的喝辣的，吃嘛嘛香，应有尽有，在自己的那一方国度，为所欲为，指东打西，想干嘛就干嘛。老百姓就算怨声载道，也必须逆来顺受，最多就是敢怒不敢言。人上人的生活，而且是子子孙孙人上人的生活，不好吗？
为什么一定要拿了鸡蛋砸石头，把自己砸一个头破血流，把子孙后代也砸进水深火热之中。何苦？这是脑壳遭门夹匾了吗？
所以，本人也只能是小老百姓。
武庚被消灭，但他的身后还剩下人口庞大的原商民。这可不是“三光”政策就可以解决得了的问题。原商民瞬间即群龙无首，慌张惶恐，甚至群情激奋。基本上就是不争的事实。一个不留神，这显然就是国家动乱的另一场契机。
此时此刻，无论周王室还是原商民，都急需一个可以带领原商民们正常耕耘与繁衍的国君。周王室的目的，当然是国家社稷的和谐与稳固；原商民的希望，则是能带领大家休养生息。
这个国君的人选，必须是：1、在商人中至少有德高望重的威望，否则无法服众；2、在他的领导下，原商民们不会成为新政权周王朝的麻烦甚至危机。也就是，必须得周王室认可。
于是，徽子启再次登上历史舞台。
其实，捋顺下来，徽子启根本就是不二人选。
三监之乱，暴露了周人首接统治东方的困境。据清华简《系年》记载："周成王既迁殷民于洛邑，欲践奄，淮夷叛"。
不得不说，在此背景下，周公选择微子启具有三重考量：其一，其庶长子身份可分化商遗民（《尚书·微子》载商贵族"今尔无指告予颠隮"）；其二，宋国地处商丘，既远离镐京又可屏障淮夷（考古显示商丘宋城遗址面积仅周王畿1/20）；其三，通过"以商制商"转移矛盾（《逸周书·作雒》载封宋后"殷民大说"）。
山不转水转。本因早出生N年而与王位失之交臂的徽子启，却因“三监之乱”与不知天高地厚的武庚复辟，获得方国的君位。
徽子、箕子和比干被后世称为“殷末三贤[2]”。我相信，这样的荣誉称号，一定是周王室颁发的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三人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用今天的话说，这三人其实是周王室在商王朝中央委员会里的卧底。他们三人当时的身份，徽子是帝辛（商纣王）的亲哥哥；另两位箕子和比干，则是帝辛的亲王叔。
要当卧底，也只有这样的身份，才有卧底的资格。
后世学者批评帝辛残暴的典型事例，就是帝辛把他亲叔叔比干的心肝给挖了出来。
我们中国人处理叛徒的手段，不正是如出一辙吗？
显然，这帝辛是愤怒到了极点。自己的亲叔叔，把商王朝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机密，不止一次地出卖给敌人。这不把心肝挖出来，足以平民愤吗？
按今天的说法，这三人其实是作恶多端数典忘祖的典型的“商奸[3]”。
我中华民族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，对徽子启就有一个最为中肯公平的评价：微子最坏，是个汉奸[4]。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。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。
然后又搞了两年，他说可以打了，因为有内应了。
纣王把比干杀了，把箕子关起来了，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，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，不晓得他里通外国（《党的文献》1995年第4期，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）。
不好意思的事实是，周王室为了自身统治的顺畅与稳固，把“殷末三贤”的荣誉称号颁发给了他们。目的：自然是混淆视听，当然也稳定人心。
只是，如此崇高的光荣称号，这三人当真就受之无愧吗？
我个人认为，当武王灭商之后，箕子显然心中有愧。至少他们三人的所作所为，愧对祖先。所以，箕子并没有接受所谓的“殷末三贤”的荣誉称号，也没有接受周王室的封赏。而是带着自己的部族远赴朝鲜[5]，另谋他路。
至少，这是一颗有滴滴儿良知的“箕子”。
也许，在箕子的心灵深处，是真的无颜面对商王朝的列祖列宗。他就算死，也无颜死在列祖列宗们曾经奋进拼搏的土地上。
比干己死，他的族人是否接受了周王室的赏赐？在史料中没有查到相关记载。所以，我也不敢胡乱猜测。但是，不可争议的事实是，徽子启留了下来。显然，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，他老人家的居功至伟。把祖先都卖掉了，他当然要留下来接受周王室的奖励。
这不，奖励来了。
周公旦平定三监及武庚之乱后，遵循“兴灭继绝”的传统，于公元前1014年，封商纣王帝辛的兄长微子启于商朝的旧都商丘，建立宋国。并特准其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，与周为客。宋国地位特殊，被周天子尊为“三恪”之一。
所谓“三格”，按左老师的说法是：宋，先代之后也，于周为客（《左传·鲁僖公二十西年》）。
周王室授予宋国"公"爵（《春秋》称宋公），许其“备三恪（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）”，即保留商代桑林祭典、使用六佾舞（《史记·宋世家》），这种“存亡继绝”本质是周人构建“天命转移”合法性的政治表演。
徽子启，其实就是我们在春秋的众多故事中，常常看见的那个宋国的开国国君。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宋地，房、心之分野也。今之沛、梁、楚、山阳、济阴、东平及东郡之须昌、寿张，皆宋分也。宋国的版图，跨有今河南东部、江苏西北部和山东西南端之间，面积约有十万平方公里[6]，皆膏腴之地。国都商丘。
宋国，其实是我华夏圣贤文化源远流长的源头，是处于我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、墨家、道家和名家西大思想的发源地。被我们后世学者亲切地誉为礼仪之邦。孔子、墨子、庄子和惠子西位圣人皆出自于宋国。
商丘，也由此被誉为“中华圣人文化圈”。
不过必须指明的是：孔子先祖为宋国贵族（《孔子家语》），庄子故里蒙城属宋地（《史记》），但墨子籍贯存“鲁人说”“宋人说”之争（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），将西大思想完全归源宋国并不准确。
这也恰恰说明，宋国的特殊地位催生了独特的文化张力：作为商文化最后的堡垒（殷墟晚期青铜器风格在宋延续至春秋），却孕育出颠覆传统的墨家的"兼爱"（墨子先祖为宋大夫）；继承商代"上帝"信仰（《商颂·玄鸟》），却诞生了道家自然哲学（庄子故里蒙城属宋地）。
这种矛盾恰恰源于“亡国遗民”身份的——孔子先祖孔父嘉为宋国司马（《孔子家语》），其“从周”主张实为对宋人尴尬处境的回应。
正如学者所言：宋国是殷周之变的活化石，诸子百家在此找到批判现实的支点（《中国思想史·第一卷》）。
注：[1] 管叔鲜、蔡叔度、霍叔处作为周王室宗亲，受封为'三监'，享有'侯'爵（《令彝》铭文载'侯田男'三级爵制），可统兵五百乘（《周礼·夏官》），实为首属王畿的地方军政长官。据西周早期青铜器《小臣宅簋》铭文"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"，三监实际掌握商故地军事权。按《周礼·夏官》"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"，管叔鲜作为"监"可统兵三军（约37500人），相当于西周"西方大监"体系中的东部军事长官，其权力远超后世所谓"诸侯"。
[2] 《论语·微子》将微子、箕子、比干并称“三仁”，但据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H3卜辞显示，微子启（子启）与纣王实为异母兄弟，而箕子（子胥余）属王族旁支，三者并非同阵营。
[3] 从《清华简·系年》微子启自归于周的记载看，微子集团代表商旧贵族利益，选择与周合作以保全阶级地位（李峰《西周的灭亡》）。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视为“顺天命”，而非简单的“叛徒”
[4] 毛泽东在1959年谈话中将微子比作"汉奸"，此评价需置于特定历史语境理解。郭沫若在《青铜时代》中指出："微子代表旧贵族与周人妥协，本质是奴隶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"，现代学者李硕则认为微子投周加速了商周制度融合（《翦商：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》）。这算一学术争议吧。
[5] 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箕子“教民以礼义，田蚕织作”，被后世附会为东迁朝鲜。但考古发现（如平壤乐浪郡汉墓竹简）显示，箕子朝鲜更多是战国时期燕人构建的历史记忆。
[6] 据西周早期“商丘”遗址（今河南商丘睢阳区）考古勘测，宋国初封时疆域南北不过200里（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），至春秋中期通过兼并戴、曹等小国，方扩展至豫东-鲁西南一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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