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世界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，无论身份地位的高低，基本上每一个人，都有一颗自己的价值砝码。身份地位高的人，不过砝码重一点，而己。就算身份地位高到如当今世界美丽国的现任总统、往届总统，或者英国的现任首相、历任首相，在他们的心中，也都有一颗砝码。
砝码足够，高高在上如总统首相的他们，都可以低下高贵的头颅，屈尊到你的大学、或者你的社区、甚至你所在街边的露天广场，竭尽心力倾情地演讲。
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，不是就在街边演讲的时候，被一颗罪恶的子弹，给请去了阎王老爷的后花园，喝茶了吗？
当然，这是另一个话题，就此打住。
人们常说，那种一心为公的做派，在这一系列的砝码面前，通通的都是做派。因为谁都不知道，在台上、亦或前台那位高唱赞歌的演讲者，其背后预收了多少的砝码？
所以，当“政治贴现率（political dist rate）”超过临界值，即便如总统首相这类“权力期权持有者”，也会执行“声誉看跌期权（put option）”，通过屈尊演讲实现“政治风险对冲”。
往前推两千多年，晋国重臣里克的心里，不可否认地，也有这样的一颗砝码。
再往前推，我们上古先贤们的心中，就没有这样的一颗砝码吗？
我在本小文一开篇就说了，每一个人的内心，都有一颗自己的价值砝码。我们老百姓不是常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都有一杆秤吗？
里克为"封地"存在，虞舜为"天命"存在，曹丕为"正统性"存在（海德格尔"此在"的沉沦本质）；晋惠公将秦国视为"可计算的他者"（河西五城），而非"绝对他者"（列维纳斯"他者"）；"价值砝码"即历史主义对自然权利的消解（施特劳斯《自然权利与历史》）。
自然，上古的先贤们，也有。
司马迁先生在著述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，有这样一个记载：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让辟丹硃於南河之南。诸侯朝觐者不之丹硃而之舜，狱讼者不之丹硃而之舜，讴歌者不讴歌丹硃而讴歌舜。舜曰“天也”，夫而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，是为帝舜。
这个记载说的是：帝尧去世后，虞舜服丧三年。然后，就把帝位让给了尧的儿子丹朱，自己躲到了南河的南岸。
这里，必须得说明一下，帝尧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，就否决了自己的儿子丹朱，而选择了女婿虞舜。但虞舜认为自己才疏学浅，德薄仁短。所以，在代理帝位三年之后，就让位于丹朱。自己就躲到南河南岸修心养性去了。
但是，天下诸侯明知道帝位是丹朱，却都到南河南岸朝觐舜，有了矛盾纷争也到南河南岸找虞舜松断。每到祭祀，歌功颂德的也是虞舜。
丹朱的帝位，如同虚设。
于是，虞舜就心满意足地“曰”了：此为天意也！
然后回到京都，堂而皇之正式登上天子之位。
这就是五帝之一的：帝舜。
这也是我中华民族上古时代著名的：禅让。
《史记》载虞舜“禅让”丹朱，然《竹书纪年》首言“舜囚尧，复偃塞丹朱（今本卷上）”。考古印证：在陶寺遗址中，其宫殿遭暴力损毁（碳十西测年约前2000年），或为权力更迭的物证。
这种“禅让叙事”与“暴力夺权”的史料矛盾，恰是先秦“二重证据法”的最佳案例。
后来，大禹如法炮制，让帝舜也“禅让”了一回。
此节不在本小文重要叙述内容之中，所以，点到为止，就此略过。
当时间走到公元220年的时候，三国时期的魏国曹丕，也玩了一次更具讽刺意义的禅让。早被曹操架空了的汉献帝，当曹操去世之后，在曹丕属下的威逼中，心不甘情不愿，不得不自愿“禅让”。
但是，当汉献帝献出传国玉玺的时候，曹丕居然拒绝了。
汉献帝懵了，这是要闹哪样？
然后，曹丕还敬上一表，自作谦虚才疏学浅、德薄仁短，并恭请汉献帝：别求大贤，以嗣天位（《三国演义》）。
据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裴注引《献帝传》，曹丕三辞诏书时宣称“陛下称朕，敢不兢兢”，其“辞让-劝进”程序完全遵循《白虎通·爵》“三让乃受”的礼制。考古发现的《受禅表》碑（现存河南临颍）详载“稽古钦明，允执其中”的禅让文辞，证明这是精心设计的合法性建构。
我的老天爷，国家都被曹家篡夺了，又到哪儿别求大贤，以嗣天位？
真的求来大贤，还不被曹同志首接咔嚓？
这让汉献帝怎么整？
没办法啊，自己早就是人家砧板上白皙皙的五花肉，想怎么宰割就怎么宰割。那么，无奈之下，再次“禅让”吧。
不好意思，曹丕再次拒绝。
拒绝得果敢坚定。
因为，曹丕不愿意后世的史官，在史书上为他留下谋权篡位的一笔。
汉献帝急得汗流浃背。
这“位”，怎么就他奶奶滴“禅”不出去？
自然，就有人为汉献帝出了一个百分之一万可以“禅让”的主意。
于是，在早朝的时候，汉献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亲自捧着传国玉玺恭敬献给曹丕。并服服帖帖跪地舔脚，自甘为臣。
这意思就是，百官见证，汉家的江山，必须屁颠屁颠滴、殷殷勤勤自愿拱手相送于曹魏。
弄得曹丕不要都不得行。
这一次，曹丕欣欣然开开心心接受了。
然后，曹丕就发表了什么是虚伪的终极境界的著名感慨：舜、禹之事，朕知之矣（《魏氏春秋》[1]）!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所谓流传于世的上古禅让佳话，通通的都是他妈滴：假滴。
所谓的禅让，不是因为仁德，而是取决于实力。
通过建构“实力-合法性”光谱模型可清晰阐释：虞舜时代（前2000年）：实力=天文观测权（《尧典》“历象日月星辰”）；晋惠公时代（前651年）：实力=军功集团控制力（里克的“弑君惯性”）；曹丕时代（220年）：实力=谶纬解释权（“黄龙见谯”祥瑞）。
这三个案例证明，任何时代的“合法性”本质都，是对核心实力的符号化包装。
[1] 《魏氏春秋》是东晋史学家孙盛撰写的书籍，二十卷，一部编年体史书。记述的是三国曹魏政权之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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