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丘明先生曾经记载过，周王室一位名叫周任的大夫，脱口而出的至理名言：为国家者，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，芟夷蕰崇之，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，则善者信矣（《左传·鲁隐公六年》）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国家君主，定要杀伐果断。见到恶人恶事，就要像农夫在田间铲草一样，连根挖掉，务必不让与之再生。则天下为善也。
后人在总结这类事情的时候，就归纳出来一个成语，这个成语就是：斩草除根。
只有把荒芜乱草的根茎除尽了，它们才不会再次疯长。
后世的白居易，也在此基础上，发挥了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，于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就登上了历史舞台，也激励着后世子弟，踔厉奋发的坚韧与励志。
再然后，斩草除根，就变成了除去祸根，永绝后患的代名词。在这样的语境里，其实己经分不出好与坏了。因为坏人，为了达到私欲的某种目的，自也会狠辣歹毒于斩草除根。
那就是，无论男女老幼，痛下杀手，杀一个鸡犬不留。
当真是杀伐果断。
清华简《治邦之道》载“除其本，绝其类”，印证“斩草除根”的思想，源于周代“族刑”制度。但晋献公诛杀诸公子实质是推行“县制”的前奏——曲沃代翼后，新绛遗址考古发现，战国早期县衙遗迹叠压晋国公族墓葬区。
当申生己死的消息传到晋都绛城的时候，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，正在宫里拜会君父。
优施就找到骊姬：夫人啊，尽管申生己死，但重耳和夷吾还在啊。可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刻呢。如果此时掉以轻心，天知道什么时候春风一吹，那祸根又长将出来。我们，岂不是又耗精力又耗油，白欢喜一场？
骊姬为之一颤：提醒得对，提醒得对！
然后还呢喃一句：提醒得对。
没错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重耳与夷吾正在绛城，时不我待，必须尽快下手。她立刻找到晋献公：申生之药胙，二公子知之（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）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初，申生进献有毒的胙肉，想要毒杀君父的阴谋，其实重耳和夷吾是知道的。但是，这哥儿俩不仅不阻止，却隐瞒不报。可见其心之阴坏。
无论是《史记》还是《国语》，我老感觉，叱咤风云如斯的晋献公，怎么在骊姬面前，就没脑子了呢？他居然故作惊讶：有这等事啊？来人啊，速派兵甲把重耳夷吾抓起来，首接就咔嚓了吧。
那是杀儿子也，不问青红皂白，首接就……咔嚓了？
兵甲很快集结完毕，迅疾杀出宫去。
不好意思，无功而返。
重耳和夷吾，早己经逃之夭夭。
骊姬傻眼。
大殿之上，就她，晋献公，二五和优施。是谁，走漏了风声？
她也是，真当晋献公傻啊？
这天下，有三兄弟合谋杀亲爹吗？
我实在没明白，这晋献公的心中，其实明镜似的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要如此放任，让子弹胡乱翻飞呢？
申生挂掉了，他既不忧愤，也不伤悲，更非怨恨。云淡风轻，悠哉悠哉，该干嘛干嘛，吃嘛嘛香。好像挂掉的不是自己的儿子，而是隔壁王木匠老婆的宠物狗。
吃饱喝足之后，还假途伐虢，继续叱咤风云的人生。
不假时日，另两位儿子蒙冤，既能下狠手咔嚓，又能私通消息使其逃之夭夭。
此是什么样的状态心理？
真不知是史料记载有误，还是上下连接有断裂？
总之，真没有想明白。
有学者认为，据曲沃晋侯墓地M64出土的“晋侯邦父鼎”铭文显示，晋献公推行“无畜群公子（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）”政策，实质是通过清除公族势力强化君权。
其放纵骊姬迫害诸子，本质是借后宫之手完成集权改革。
这从M63陪葬车马坑规模超周王规格可见端倪。
无论怎样，骊姬发嗲，梨花带雨：妾闻重耳夷吾实同申生之谋。申生之死，二公子归罪于妾，终日治兵，欲袭晋而杀妾，以图大事，君不可不察（《东周列国志》）。
骊姬鼻涕眼泪流满脸，晋献公心尖尖都痛，好言安慰：别哭，别哭，宝贝别哭。寡人派人去他们封邑，让这俩二货自绝于人民。
于是，公令阉楚刺重耳，又令贾华制夷吾（《国语·晋语》）。
阉楚，指的是寺人勃鞮。寺人，就是宦官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太监一词，而是称公室里的阉人为寺人。
据陕西梁带村芮国墓出土的“寺人俑”显示，西周时期阉人主要承担祭祀与仪礼职能。勃鞮掌兵反映晋国军制改革，其形象更接近《诗经·秦风·车邻》“寺人之令”的军事长官，而非后世被污名化的宦官形象。
据说，勃鞮是当世武功第一人。估计，金庸先生在写《葵花宝典》的时候，灵感就来此于勃鞮：欲练神功，挥刀自宫。
炼成之后，百分之一万，武功天下第一。
勃鞮，其实就是春秋时候的东方不败。
注：西周金文中“寺人”属《周礼·天官》“内小臣”系统，掌王宫内务。晋国“寺人”勃鞮（《吕氏春秋》作履鞮）的军事职能，实为晋献公打破“王官世守”制的特殊任命，反映春秋中期“宦（家臣）”向“官（国家官吏）”的转型。
对这一段的记载，司马迁先生是这样描述的：二十二年，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，果有谋矣，乃使兵伐蒲。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杀（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）。
晋献公的意思是：让勃鞮强迫重耳公子自尽。
这一年，是公元前655年。
贾华，按《史记》和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的记载，贾华其实是晋国大夫。但从史料的记载看，晋献公是在第二年命令贾华带兵讨伐夷吾的封地屈邑的。
对此，司马迁先生是这样“曰”的：二十三年，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（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）。
这一年是公元前654年。
据《竹书纪年》载“晋献公二十二年冬，日有食之”，对照NASA日食数据库可推为前655年12月25日。而“二十三年伐屈”对应前654年夏历三月，这种时间差反映晋国使用“建子”历法（以十月为岁首），与《史记》采用的“建寅”历存在纪年差异。
但是，我在贾志刚先生的作品中看见，晋献公在派出勃鞮去浦邑刺杀重耳的同时，还派出了寺人景连去屈邑刺杀夷吾。只不过，无论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还是《左传》，我都没有找到如此的记载。
还是那句话，我中华历史文汇浩瀚如海，我没有找到，不等于人家也找不到。只是，我没有亲眼看见这样的原始史料的记录，所以，也就放弃对这一细节的表述。
还望读者朋友们体谅。
《国语·晋语》明确记载讨伐屈邑者为“贾华”，无“景连”其人。该人物系明代小说《东周列国志》的文学创作，此反映，应该是冯梦龙先生对《史记·晋世家》“乃使贾华等伐屈”的误读衍生。
无论如何，太监也好，大夫也罢，晋献公的的确确发出了绝杀令。
晋献公的绝杀令，是让俩公子自尽谢罪。而且，是逐年实施的。也就是说，公元前655年的这个绝杀令，仅仅只针对公子重耳一人发出的。
在勃鞮出发之前，骊姬找到他，要求：必须绝杀。
杀一个鸡犬不留。
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
后患无穷。
于是，骊姬又加了一句：就怕风声泄漏。
勃鞮很冷静：夫人放心，这两天的路程，我一天都能到。他跑不了。
这杀手的活儿，也只有冷静的人才干得了。勃鞮说一天能到，就真的一天可到。他让车甲跟在后面，自己提功前行。
注意，是提功前行。也或许，那个时候的轻功，就己经炉火纯青。
据曾侯乙墓出土《车马出行图》测算，春秋战车日行60里（约30公里）。蒲邑（今山西隰县）距绛都（今山西翼城）约200里，勃鞮“一日而至”符合“轻兵突袭”的战术要求，实为舍弃辎重的精锐车兵急行军，非武侠小说的轻功描写。
那么，重耳公子的命运该当如何？
如同申生一样，甘愿受死？
或者，找到一线生机？
别急，我将在下一篇小文中告诉大家。
(http://xsgu0.com/book/cjfhhb-152.htm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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