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段史实，始见于《春秋》。但《春秋》对这一事件的记载，却非常的简单，就一句：十有一年，冬，十一月壬辰，公薨。
详实的记载，最初见于《左传》。相传，有一位因瞎眼而号左丘明的先生，为了解释我们伟大圣人孔子的作品《春秋》，而作《左传》以注解。
因为《春秋》的记事，太过简略。
简略到，就是古代的同志，也看不大懂。
《左传》，其实起到了对《春秋》的补充及释惑的作用。
历史上，对《左传》的作者，一首以来都存有颇多的争议。但是，我中华民族最卓有成效的史学大咖司马迁和班固，尽管并非同一时代的革命同志，生长的环境与生活的经历，包括接受教育的状态和程度，各不相同。
却犹如约好的一般众口一词，通通的一口咬定，该作者，就是左丘明无疑。
其实，左丘明何许人也，本就存有诸多惑疑。
有一种说法，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。只不过，鲁国的史官却如何传承了孔子衣钵，并大获圣人真传？却没有进一步的证据给予证明。
当然，还有另一种说法，左丘明本人，就是孔子3000子弟之一，所以也该他补充与解惑。更有学者举证指明，他就是孔圣人著名的弟子：子夏。
因为，长久以来，他就呆在孔子的身边，包括跟着孔同志周游列国流离颠沛，受到我中华民族最伟大圣人的耳濡目染。
他得到了孔圣人真传。
但是，无论孔子还是左丘明，都与鲁隐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。鲁隐公生存的年代，是春秋之初，而孔子的出生，己经到了春秋的尾声，到左丘明面世，更是后续的时代。
他们相隔的时间段，应该有小N百年。也就是说，孔子也好，左丘明也罢，这段史料的来源，应该都是从当时各封国史官的记录而来。
是否有空穴来风的道听途说？
这个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我一首都在考虑一个问题，公子翚的挑拨离间，无论是他在鲁隐公面前，撺掇干掉公子允；还是他在公子允面前，搬弄鲁隐公的是非。
按常理分析，通通的都应该是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。
经验告诉我，阴谋诡计的事情，一定不会满世界张扬宣传。
很明显的就是，公子翚肯定不会大肆宣传。
保密唯恐不及。
鲁隐公会到处说吗？显然也不会，如果他真把这事说了出去，他老人家也就不会死于非命，公子翚也不可能得到公子允（鲁桓公）的信任。
那么，是鲁桓公（公子允）说出来的？
这更不可能，他甚至到死都不知道，他是被公子翚笼进了坑里。
如果他知道公子翚最初的目的，是撺掇鲁隐公干掉自己，就算他大度到还不恨到咬牙切齿，但至少也不会任命公子翚干总理吧？
另外，谋害兄长的事件，他会满世界宣传？
除非，他不想做人。
他不会脑神经出问题了吧，喜欢遗臭万年？
也就是说，这一事件，三位当事人，通通的都不会主动交代，当然鲁隐公死翘翘了，也无法交代。那么，疑问就出来了，我们的史官，为什么就知道这件史事的来龙去脉？
而且，细节清晰。
难道是公子翚安排的杀手，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，异想天开地要著书立说，而且还满世界发行？于是就发放到了史官的手里？但是，就算杀手想要著述而扬名立万，他或者他们又如何知道公子翚撺掇鲁隐公、忽悠公子允一节？
甚至，连鲁隐公心中所想，史官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前面就说了，鲁隐公其实非常的看重公子翚的能力，他老人家之所以没有提拔他，是希望把这个人情送给公子允，待公子允登上国君高位之后，由公子允将公子翚提拔为政府总理。
如此一来，公子翚对公子允除了感激涕零之外，剩下的当然就是忠心耿耿。
厚道啊。
但这样的心思，鲁隐公居然没对任何人说起。
我就没有明白了，既然未对任何人说起，一件隐埋心底的好意，史官们是如何知道的？而且，一桩桩一件件，甚至一字一句包括心中所想，都清晰明了的给记载了下来？
他们偷听？窥探？千里眼顺风耳具有“狗仔”刺进心脏脑髓的功能？
难不成，有后世好事者偷偷穿越，为鲁隐公和公子允安装了针孔监控？
或许，也许会有人联想到，是否存在某种超越当时技术条件、和信息的记录方式。但这显然只是想象中的假设，无法作为严谨的历史依据。
在我们浩瀚如湮海的人文历史中，一首都有正史野史之分。所谓正史，其来源就是史官所记；所谓野史，当然就是不受政府认可的道听途说，或者小道消息。
在这里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所看到的正史，肯定的并非通通的完全真实；我们所听闻的野史，也未必完完全全的都是杜撰。
我个人认为，历史的真实性，最为重要的还是：证据。
当然，因时间的太过久远，史料也因各种原因的损毁，以至残缺不全，证人证据也无从查找。但是，所发生的事件，在推理上至少应该符合逻辑嘛。
这段故事，无论正史野史，仅从三个当事人都不会向外界主动交代的前提看，其真实性，不可争议地，存有显然的疑点。
因为，史料的来源，无法找到逻辑的契合点。
《春秋》也好，《左传》也罢，都是儒家学派的重要典籍。这两部典籍所记述的事件，不可争议地，都带有强烈的儒学立场和观点。
还是那句话，这个世界的话语权，永远都掌握在强者手里。不好意思，在往后的N多个千年里，儒学的思想，还当真就把中华民族的思想，通通地给统一了起来。
强吧？
所以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个事件，就是儒家学说的版本。
我个人认为，鲁隐公被杀而死于非命，肯定就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，被什么人杀，因为什么事被杀？其实没人知道。
坦率地讲，就算有史料的记载，但的确没有“出土文物”的佐证。
这一事件的主谋凶手的指认，就不是板上钉钉钉的定论。
总之，这应该是一件千年疑案，对公子翚、对鲁桓公、对妫大夫全家。
按无罪推理的理论讲，对凶手的认定，其实简单到仅仅只有两个字。
这两个字就是：证据。
也就是说，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，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我们不应该、也无权无理由，轻易将某一具体人物，指认为凶手。
历史研究，也必须建立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之上，而非单纯的推测或立场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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